東路柳琴的唱腔曲調優美動聽，表演質樸幽默，雄中薀秀,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女腔腔尾常有上行七度大跳的拉腔，獨具聽覺魅力，聞之牽魂繞夢，因此觀眾至今仍昵稱柳琴戲為“拉魂腔”。現在民間仍流傳著：“三天不聽拉魂腔，吃飯睡覺都不香”的民諺。可見觀眾對柳琴戲的喜愛。東路柳琴的男唱腔粗獷、爽朗、嘹亮。女唱腔婉轉悠揚、豐富多彩、余味無窮。演唱者可以隨心所欲的發揮、創造，自由地變化。其經典劇目《張郎丁香》自1957年獲獎以來，上演幾千場之多，久演不衰，最能體現出東路柳琴的唱腔特點，其代表人王玉鳳以悲腔見長，在柳琴界獨樹一幟。

　　邳州揚琴戲，又稱“化妝揚琴”，是經過“絲弦”、“揚琴”、“琴書”的演變發展起來的獨具地方特色的民間戲曲藝術。邳州揚琴戲歷史悠久，影響深遠，流傳于蘇、魯、豫、皖接壤地區。

　　邳州揚琴戲是以戲曲形式在舞臺上演出，演員著彩妝，穿戴戲劇服裝，演員按唱本分角色表演，唱腔仍采用揚琴的“四句腔”、“垛子板”為基本腔，演出的劇目有單場段子和中長篇連臺本戲，整臺演出曲目有開幕曲、幕間曲、閉幕曲，從而改變了琴書的單薄演唱形式，大大的拓展了琴書的演唱空間。

　　邳州揚琴戲的唱腔優美，纏綿高亢，悅耳動聽。表演細膩、滑稽，逗人喜愛，演唱內容多反映傳統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和民眾的現實生活，具有濃郁的鄉土藝術氣息，深受民眾的歡迎。

　　解放后，邳縣政府為扶持發展揚琴戲，于1953年在原有民間小揚琴戲班的基礎上，成立了“土山揚琴劇團”，廣泛的吸收邳州及周邊地區的民間揚琴戲、琴書演唱藝人，組織編創新曲目，配合農村的生產生活、時政宣傳。土山揚琴劇團長年在邳州境內及周邊地區巡回演出，活動范圍廣泛，南至安徽蚌埠，北至山東蒼山、棗莊、臨沂，西至河南商丘，東至連云港。

　　邳州揚琴戲碩果累累，數十個優秀曲目，參加省、市匯演并獲獎，人才輩出，涌現出一大批德藝雙馨的曲藝名家，1960年藝人秦德林代表徐州地區曲藝界，出席了江蘇省和全國文教群英會，受到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并合影留念，被譽為全國曲藝戰線的一面紅旗。老藝人彭金枝、薛洪生，胡玉蓮、朱幫耀等，青年藝人丁相宇、李全營、惠中剛等演出、灌制的揚琴戲音像曲目1000余本，暢銷徐海地區及全國。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各種現代娛樂形式和現代娛樂傳媒的出現，使揚琴戲和其它傳統戲曲一樣，遭受到巨大的沖擊，退出了正規的演出劇場，演出逐漸減少，已瀕臨滅亡，現在大多數青年人已完全不了解這一古老、傳統的曲藝戲曲藝術，急待給予這一獨特的地方曲藝戲曲以扶持與保護。

　　豐縣花鼓，又稱“二人鼓”、“打花鼓”、“叮響花鼓”、“花鼓小鑼”、“砸干梆”等。它流行于蘇、魯、豫、皖接壤的廣大地區。豐縣花鼓的起源，從有關記載和藝人口述中獲悉，花鼓至遲于清代初期便傳入豐縣，至今已有近400年的歷史。

　　豐縣花鼓具有不同的表演形式，分別為戲曲、曲藝、舞蹈三個藝術部類。在一人（或二人）坐唱，以敘述為主體，自擊自唱，舞蹈與表演均退為附庸時，可視為曲藝；在有舞無歌（或少歌），以對舞、群舞、跌打翻滾的舞蹈、武功為主體，只有鑼鼓伴奏時，又可視為民間舞蹈；而在有人物、故事，以歌唱、表演為主體，進入以人物演繹故事時，它又成了戲曲。

　　豐縣花鼓的音樂由唱腔與伴奏兩個部分組成。常用的音樂曲調有[平調]、[寒調]、[貨郎調]、[苦調]等。[平調]多用于敘事、抒情方面的演唱；[寒調]（藝人又稱[寒韻]）以表現悲傷、哭訴的情緒為主；[貨郎調]原是賣貨郎的叫賣曲調，節奏明快、活潑，有時可以單獨演唱；[苦調]顧名思義，它是表現痛苦憂傷情緒的曲調。

　　各種板式的唱腔、唱段，多為先出腔而后吐字，使人感到纏綿、輕柔而不太燥、太沖。演員演唱時注重對“氣窩”的運用，尤其板后、眼后的偷氣、換氣，演員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功力，不但能使觀眾聽到吸氣的聲音，而且還能在吸氣的同時把唱詞唱出來，有別于其它戲曲的突出特點。

　　主要伴奏為花鼓、梆子、鑼、鈸等。花鼓與梆子配合，統領并指揮全局的節奏。花鼓藝人常說：“鼓隨舞，舞跟鼓，男女踩著鼓點舞。”演出時，花鼓由“鼓架子”（即挎鼓的丑角）用彩綢或絲帶斜挎于左肋下方，左手的鼓棒擊鼓幫，右手的鼓棒擊鼓皮。演唱中，鼓幫多打在眼上，鼓皮多落在板上。在配合動作或伴奏過門時，板與眼既相互交錯又配合打花兒。鼓的打法，有文打、武掏之分。文打多是渾圓中板眼分明的慢速、中速節奏；武掏多為開場或伴奏動作、表演鼓技所用。武掏中又分上掏、下掏、后掏、左掏、右掏、立腿掏、跳躍掏、旋轉掏、翻滾掏，又稱“掏武鼓”。梆子只打強拍，不打弱拍。在人手少時，也有只用鼓不用梆子的情況。

　　豐縣花鼓的發生、發展、衰敗，歷經了幾個時代。它一直在屢演屢禁、屢禁屢演的過程中進行著自身的演變。由于花鼓有“導淫傷化”之嫌，民國以來，就有“花鼓只能在村頭演出，不能入大雅之堂”的鄉約民俗。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在劇目、演員、經費諸方面存在較多、較大而又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以致于豐縣花鼓在曲林、戲壇的地位每況愈下。目前，豐縣花鼓已無班、社存在，只有少數藝人于節日、冬閑時，偶而作些自娛性的演唱活動。

　　賈汪揚琴源于明末清初的地方小曲，歷史悠久，音調優美，深受當地群眾的歡迎。賈汪揚琴舊稱“墜子”，同徐州琴書同宗不同源，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處。

　　賈汪揚琴獨特之處在于一是唱腔，因受山東呂劇和地方小調的影響，特別是拖腔的后音；二是表演形式不一樣，大多為夫妻搭檔；三是演奏人員不一樣，賈汪揚琴的演奏人員完全是盲人，故賈汪揚琴又叫“瞎腔”。

　　賈汪揚琴曲調豐富、唱腔優美、委婉動人，既有北方曲藝的雄渾、激越，又有南方曲藝的婉約、優雅，更有賈汪當地民間小調的詼諧、喜悅，是民間口頭文學與地方戲曲的完美結晶。

　　賈汪揚琴的藝人都是盲人，他們早年在賈汪街頭、廟會、集市上彈琴賣唱，以此維持生活，是一種賴以生存的謀生手段，五十年代中期被當地政府正式命名為“賈汪揚琴”。賈汪揚琴在漫長的歷史衍變中，通過藝人們的反復錘煉，在保留傳統曲目的同時，也由文人參與推出一些反映時代風貌的新曲目，作品以謳歌社會公德，贊美幸福生活，懲惡揚善為見長，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

　　賈汪揚琴的藝術表現形式簡便，明了，不受演出場地的限制，不受觀眾層次的限制。他們的表演既不要服裝，道劇，也不要燈光布景，更不要凃脂化裝，，十分靈活簡便且很受群眾的歡迎。

　　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和人們對傳統文化認識的淡漠以及西方文化的強勢進入，人們的生活方式、認同方式、娛樂方式的改變，加以各種原因的影響和限制，老藝人退出舞臺，中年藝人改行，年輕人不學，賈汪揚琴后繼無人，幾近消失，因此，賈汪揚琴這一古老的藝術品種極待保護。

　　邳州唱花相，也稱“說花相”，是邳州傳統的民間口頭即興說唱藝術，具有濃郁的地方鄉土氣息，流行于邳州及周邊接壤的蘇、魯、豫、皖、地區。

　　邳州唱花相藝術道具簡單，全憑藝人一張嘴，藝人手操竹板、節子，奔走于街頭巷尾，場院舞臺。說唱者即時即興，見景生情，張口就來，出口成章，世間千事萬物，都是藝人說唱的題材，藝人用褒揚、逗趣的言詞，取悅于聽眾，活躍生活，寓教于樂。

　　邳州唱花相藝術語言生動，自由活潑，風趣俏皮，韻色多變，唱詞格式有三言句、五言句、七言句、十言句等，既有同韻同聲的花式句，也有難度較大的“一條鞭”式的韻轍段子，唱詞朗朗上口，妙趣橫生。

　　邳州唱花相表演形式簡便，不受演出場地和觀眾層次的限制，說唱藝術技巧獨特，藝人的風格各具特色，功力深厚，凝結了藝人說、唱、表演等諸多才藝，唱花相藝人個個能編擅唱，口齒伶俐，吐字清晰，說唱時輕重恰當，快慢得體，每到精彩處催響雙板，滔滔不絕，聲如炸雷，扣人心弦，并不時的抖動包袱，設置扣子，引人入勝，令聽者捧腹大笑，住板就收是唱花相藝人的獨門絕技，能令聽者回味無窮。

　　邳州唱花相受邳州地區地理及人文、自然環境的熏陶，其演唱風格既具有北方曲藝的粗獷、激昂，又具有南方曲藝的委婉、秀麗，演唱者運用邳州方言土語，貼近生活，貼近百姓，喜聞樂見的曲目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

　　邳州唱花相在數千年的傳承和說唱中，民間說唱藝人創作、改編了一大批書目和唱段，主要以傳播、歌頌勞動生活、倫理公德、懲惡揚善、諷刺鞭打社會中的丑惡現象，抒發了人民喜、怒、哀、樂的情緒，愛與恨的思想情感，寄托著他們對美好未來生活的希望和理想。

　　邳州唱花相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和演變，曾幾度輝煌。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邳州唱花相受到現代娛樂傳媒及多元文化的嚴重沖擊，限制和影響了藝人的說唱環境，許多藝人棄藝改行，目前邳州僅有十多人在傳習數來寶說唱藝術，而真正在傳承說唱傳統唱花相藝術的僅有三、五個人，后繼乏人，這一古老的曲藝藝術瀕臨消亡，急待進行深入的挖掘整理，給予扶持和保護。

　　銅山大鼓主要流布在銅山縣徐莊鎮及賈汪等地區，它起源于清代中葉，由漁鼓衍化而成，藝人有“丟下漁鼓，改換大鼓”之說。清末民初至建國后五六十年代為銅山大鼓說唱的鼎盛時期。

　　銅山大鼓的表演道具多以30公分左右的圓形書鼓為主，配帶三根竹桿支架，木質鼓棒，敲打時能發出咚咚的響聲，鋼板（或銅板）為月牙式（最初多是耕地用的犁華鐵打造），長約10公分左右，后來用鋼、銅鑄成。演唱時，左手拿鋼板，右手持鼓棒。銅山大鼓的主要說唱曲目有：《說唐》、《東漢》、《楊家將》、《水滸》、《云臺山》、《封神演義》、《大紅袍》、《七俠五義》、《施公案》、《海瑞征南》等。

　　其唱詞多用套詞，說唱注重節奏變化，具有豐富的藝術價值。唱腔一般是一韻到底，分為上下七字韻和十字韻，陰、陽、頓、挫有力，女腔優美舒展，娓娓動聽，男腔深厚洪亮。表演時配有戲劇性動作，鼓棒亦作刀槍劍戟，又可作筆、杖、棍、棒，隨心所欲，動作嫻熟；鼓點千變萬化，單點、復點層次分明，慢如閑庭散步，快如疾風暴雨，似江河奔涌、波浪翻滾；說唱過程中配合豐富的面部表情，語氣的輕重緩急，再加上此起彼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使聽眾如癡如醉，賞心悅目，飽嘗銅山大鼓說唱的藝術魅力。

　　銅山大鼓的說唱多用銅山地方方言，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融合了多種表演形式和各個時代的服飾、語言及人物形象等元素，通過說唱具有懲惡揚善、弘揚正義、教育后人的作用，同時有較強的歷史人文價值。

　　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的變革，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又因為始終沒有建立有效的保護、發展機制，導致了如今老藝人年齡嚴重老化，青年人不愿意學的現狀。目前，銅山大鼓代表性傳人只有張立仁（78歲）一位老人，偶爾還被邀請參加演出或進行傳承活動，銅山大鼓已到了面臨失傳的境地，急需緊急搶救、保護和扶持。

　　據現存的清朝石碑碑文記載，茅村季山上的泰山廟始建于唐代，明清時期香火最為旺盛，有了廟以后便興起了季山廟會。每年農歷四月初八是正會，會期三天（四月初八是釋迦牟尼的生日，也是佛教界的一個重要的節日，此廟會的興起與紀念釋迦牟尼有關聯）。逢會時人煙輻輳，車馬喧闐，燈火之繁，燦如列宿。每天聚眾五六萬人，各種小商品交易齊全；同時有不同的戲班來會上演出、交流，熱鬧非凡。數百年來不論是和平盛世，還是戰亂迭起，季山廟會從未停止，此景一直延續至20世紀60年代，在“文革”期間，廟宇基本損壞，廟會停止。進入80年代初，又逐步恢復延續至今，但由于原廟宇和神像的不復存在，盛況已不及從前。

　　季山廟會具有歷史悠久、影響范圍較廣的特點，會中交易的商品種類、數量眾多，服裝、特色小吃、裝飾品、農具、民間手工藝品及手工技藝展示無所不有，還有不同的民間演藝團體在會中表演，是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的大盛會。

　　季山廟會保留了中國傳統的禮俗觀念及周邊的以民間信仰為特點的傳統民間文化特色，是研究蘇北地區民眾世界觀和生活情況的重要依據，在民俗學的研究中起著不可代替的作用。此外，廟會是民間的文化活動組織，還保留了眾多的民間藝術、體育競技活動、民間手工藝的原生形態，不僅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而且對保護、發展民族民間文化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目前，唐代所建的季山上的泰山廟，早已不復存在，現存僅有清代記事碑二筒以及清朝時期廟宇建筑石砌墻體殘壁等，為了便于信徒們的祭祀活動，人們集資在原址上又修了幾間簡易的廟宇、香爐，每當逢會時，仍是香火旺盛。季山廟會雖然仍延續，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的變革，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商業和交通的迅猛發展更對季山廟會形成了強烈的沖擊，目前，季山廟會已盛況不再，且每況愈下，這一近千年的民俗活動亟需有力的保護。

　　豐縣歷史悠久，人文昌盛，是道教始祖張道陵的故鄉，又地鄰鄒魯，夙有儒風，兩漢文化一脈相承，源遠流長。豐縣民間誕生禮俗作為人生禮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飽含厚重的歷史文化，又富有鮮明的宗教色彩，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豐縣民間誕生禮俗是在漫長的農耕時代所形成的傳統性禮俗，具有四個突出特征：一是豐縣地處中原東部，以漢民族為主，歷史上形成的誕生禮俗雖與周邊地區具有許多共同點，但因“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規矩”，又具有眾多差異，表現出十分鮮明的地區特征；二是豐縣民間誕生禮俗集禮儀、民俗、宗教、信仰、餐飲、保健及傳統手工技藝于一體，是別具特色的文化空間形式，其傳承脈絡在民間自然形成，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規范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三是豐縣民間誕生禮俗集中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和對兒童的關愛，展示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力；四是豐縣民間誕生禮俗具有規范有序的禮儀形式，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陋習逐步被拋棄，糟粕不斷被剔除，繼之融入了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主要禮儀在傳承延續中增加了鮮活的時代氣息。因而，豐縣民間誕生禮俗具有貫通一體的人類學和民俗學價值，是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載體，是傳統手工技藝的展示平臺，亦是傳統婦幼保健知識的傳播渠道。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人們思想觀念的更新，傳統的豐縣民間誕生禮俗受到強烈的沖擊而呈現趨于消亡的危機，主要表現為傳統的民俗活動日趨淡化，淳樸的親和感中滲透了金錢色彩；與誕生禮俗相伴的傳統手工技藝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代之以現代科技產品；傳統民間信仰與禁忌近于消亡，新興的行為規范逐步融入其中。